Wednesday, April 19, 2023
十字軍被突厥士兵伏擊，兩萬人當場陣亡，學者：都是法國女人的錯
公元1147年的11月初，法國國王路易七世率領十字軍抵達小亞細亞半島的尼西亞城，並且和康拉德三世的殘軍順利會師，對宗教無比虔誠的路易七世開始了自己的「贖罪之旅」。路易七世之所以要參加十字軍，是為了彌補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在之前與香檳伯爵的戰爭中，路易七世的士兵曾在香檳伯爵的城池縱火，導致一千多名居民被燒死，城中的教堂也毀於一旦。
埃莉諾
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隊伍中，還存在著大量女性成員。雖然教皇曾表示只有男人才能前往東方作戰，但是在路易七世的妻子埃莉諾的請求下，一大批宮廷女性加入了東征的隊伍，她們跟隨在埃莉諾身旁，有的負責後勤工作，有的則像男人一樣騎馬打仗。而埃莉諾是一位非常強悍的女性，十分喜愛參與戰爭，和她那位文質彬彬的丈夫截然不同。
而當時十字軍的主要對手是生活在小亞細亞半島和敘利亞地區的突厥人，這些突厥人的領袖大多都曾為塞爾柱帝國效力，帝國衰落之後，他們在自己的領土上成為了擁有眾多士兵的軍閥。或許是因為女性的加入，路易七世率領的十字軍在行軍途中一直十分歡快，他們一路上舉辦了許多宴會，女人的嬉笑聲和男人的恭維的聲音不絕於耳。
卡茲別克山
當十字軍的先鋒隊伍行進到卡茲別克山口的時候，埃莉諾和她身邊的法國女人被山谷迷人的風景吸引住了，她們開始央求軍隊停止行軍，在風景好的谷地安營紮寨，以便自己能夠愉快的欣賞風景。這些人的央求很快便被埃莉諾允許了，而先鋒部隊的指揮官在埃莉諾的請求下，只能按照埃莉諾的想法安營紮寨，他已經違背了路易七世的命令，沒有指揮軍隊佔領山谷附近的高地，而是率軍駐紮在谷地之中。
埃莉諾的這個做法給十字軍引來了一場大災難，到了傍晚的時候，先鋒軍隊的哨兵突然發現突厥人已經佔領了山谷四周的高地，那些兇悍的突厥戰士開始不停的向營地射箭和扔石頭，他們的騎兵已經衝進了營地中亂砍亂殺。而堅持要欣賞風景的埃莉諾等人，此時就像誤入狼群的綿羊一樣不知所措。
遭到伏擊的十字軍
在突厥人伏擊十字軍先鋒部隊的時候，路易七世和他的皇家衛兵正待在隊伍的後方護送糧草，對前方發生的事情並不知情，也沒有人告訴他們先鋒部隊已經遭到伏擊。不久之後，那些突厥戰士又偷襲了十字軍的後方，路易七世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身邊的皇家侍衛死傷過半，路易七世因為躲在大樹上才逃過一劫。
這場伏擊很快就演變成了大屠殺，當那些突厥戰士離開之後，十字軍的營地已經滿目蒼夷。這場伏擊導致大約兩萬多名十字軍戰士當場陣亡，而阿拉伯史書的記載則更為誇張，他們聲稱有七萬多名十字軍死於這場伏擊。
當僥倖躲過一劫的路易七世和埃莉諾再次重逢之後，埃莉諾已經沒有欣賞風景的心思了，她把責任全部推給了先鋒軍隊的指揮官，而和他同鄉的那位指揮官，也欣然接受了路易七世的處罰，被開除軍籍的他不久後他便回到了家鄉。而這次伏擊也為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埋下了伏筆，由於士兵的損失慘重，以及軍隊的糧草大部分都被突厥人搶走，十字軍的士氣開始急速下降。
而英國的史學家布勞斯曾認為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十字軍中帶了太多法國女人。作為這些女性成員的首領，埃莉諾不但沒有管教好她們，而且還和她們一同任性的胡作非為，因為看風景而被突厥人伏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當十字軍開始正式作戰的時候，埃莉諾等人也闖了不少禍，甚至導致了路易七世和當地十字軍的決裂。
商朝的滅亡是因為蘇妲己？這是後世強扣在妲己頭上的「黑帽子」
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烈女傳》
武王伐紂，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是一個拐點。
周朝取代商朝而立，使我們的社會發展離文明又進了一大步，而說到這段歷史，就不能不說商紂王，因為他是商朝的最後一任王，亦是無可爭議的「亡國之君」。
他被後人與夏朝的亡國之君並稱為「夏桀商紂」，而他們兩人也成為了古代「暴君」的最佳代言人。
皮影戲——紂王寵妲己
商紂王「昏庸殘暴」的一生，其背後有個女人不得不提，她就是至今依然有名的蘇妲己。
說到蘇妲己，您會想到什麼？
如果不出意料，一隻會蠱惑人心的狐狸會第一時間浮現在您的腦海中，也對，畢竟妲己的形象在我們現在人心中已經定了型。
但這不並不是真實歷史中的妲己。
蘇妲己是狐狸精？那是演義，真實的妲己只是可憐的「戰利品」罷了，不少人認為商朝的滅亡是和蘇妲己脫不了干係，其實這是後世強扣在妲己頭上的「黑帽子」罷了。
被紂王挖心的「比干」
本篇飛魚就來說說妲己的故事。
演義中的妲己。
在《封神演義》中，妲己是冀州侯蘇護的女兒，國色天香，喜好美色的商紂王，聽到有這樣一位美人，就向蘇護索求妲己，礙於商紂王的武力，蘇護不得不從，於是就把女兒獻給紂王。
不過事情遠遠沒有那麼順利，等到蘇護送女到恩州驛的時候，一隻狐妖出現了，進而把妲己給害死了，然後接著妲己的軀殼，得以進入宮中，從而得到了商紂王的寵幸。
故事繼續發展下去，就是妲己憑藉商紂王的專寵、毒辣的心以及那一身「妖力」，殘害忠良，慫恿商紂王對百姓和臣下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幾乎商朝的朝堂，成為了妲己為所欲為的小天堂。
姜子牙
而不巧的是西岐的姬昌竟然在妲己的迫害下撿了一條命，然後逃回了西岐，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妲己的剋星——姜子牙，經過一系列的發展，故事的結局就是紂王自焚，商朝滅亡，妲己被擒，姜子牙在封神台封神。
這是我們最為熟悉關於妲己和商紂王的故事版本，你還別說，相傳這本明代許仲琳創作長篇小說《封神演義》，還真是講得有模有樣，但這只是作者在歷史的基礎上，憑藉超強的想像力，虛構出來的罷了。
歷史上的妲己。
在真實的歷史上，妲己只是可憐的戰利品而已，根據《國語·晉語》記載：殷辛（商紂王）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得出，商紂王去攻打一個叫做蘇國的小國，蘇國不敵，於是被迫把妲己給當戰利品獻了出來。
你可能要說，這有什麼可憐的呢，因為根據歷史記載，商紂王在30歲左右繼承了王位，而在他繼位第三十年攻打蘇國，也就是說商紂王得到妲己的時候，已經是個年過花甲的老頭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這一結合註定不會有什麼」愛情的火花「。
影視中的妲己
不過妲己還是有兩把刷子的，因為她很快用自己的獨特之處征服了這個暴躁的王，《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紂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
關於妲己的事迹，正史中有確切記載的只有這兩條記錄，很顯然，這和我們印象中的妲己形象，是千差萬別的，那麼妲己滅商與其的心狠手辣是從哪裡開始的記載的呢，當然並不是《封神演義》，而是《列女傳》。
妲己與與狐狸的關係。
正如開篇的引言所載，妲己在劉向的《列女傳》中，已經演變成為了一個十惡不赦的女人，什麼炮烙之刑，什麼挖心走炭，等等，也全成為了妲己」妖性「的代表，而且偉大的詩人李白還為其賦詩一首，曰：妲己滅紂，褒女惑周，天維盪覆，職此之由（出自《雪讒詩送友人》）。
不過，這裡就要說下劉向的這本《列女傳》了，根據《漢書·劉向傳》記載，劉向寫這本《列女傳》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提高古代女性的知名度，而是為了以古事勸諫當代君王，莫要學習亡國之臣，而沉迷酒色。
九尾狐
因為當時的西漢的皇帝就是被趙飛燕姐妹」迷惑「了心智，整日不理朝政，而在後宮與眾位妃子嬉戲打鬧，沉浸在溫柔鄉不能自拔，所以我們可以推論，劉向這本書中的《孽嬖傳》不免有誇大其詞的成分。
那麼為何妲己會和狐狸聯繫在一起呢，這是因為狐狸在中國古代是一些國家的圖騰，而蘇國就是其中的一個，《山海經》記載：青丘奇獸，九尾之狐，也就說明了狐狸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只是後來被各種演義，小說等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罷了。
飛魚說：
蘇妲己是狐狸精？那是演義，真實的妲己只是可憐的「戰利品」罷了，不過妲己還是很有本事的，能把商紂王「訓練」的言聽計從，這或許是封建後宮中嬪妃嚮往的最高境界了吧。
商朝的滅亡是因為蘇妲己？這是後世強扣在妲己頭上的「黑帽子」，殷商的滅亡，是時代發展下的必然事件，而罪魁禍首，是商紂王無疑，說其被妲己蠱惑的不理朝政，這也只是想當然的臆測罷了。
商朝
《史記·殷本紀》記載：（商紂王）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紂愈淫亂不止。
從上述正史中的引用，我們就可以看出商紂王的荒誕殘暴和不理朝政，這些也都是商紂王的個人品性，並未見是妲己的教唆，所以說商紂王本性「暴虐」，不愛護百姓，沉迷酒色，這才是殷商滅亡的根本原因。
而妲己的結局可以說很慘，她直接被姜太公在朝歌外的街市給斬了，只是不知道對於這個絕色美人，劊子手是如何下去手的呢？
對此，您怎麼看？
參考資料：《史記》、《列女傳》、《封神演義》等。
（本文系飛魚原創作品，抄襲必究，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END】
王安石和呂惠卿：為何從「好基友」變成「好筆友」？
元豐五年（1082年），呂惠卿路過江寧，給王安石寫了封信，欲釋前嫌，信上說：「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據說他在江寧等了五天，希望和老王見上一面。
王安石沒有見他，而是回了一封《答呂吉甫書》：「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老王的意思是大家不再是同路人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兩年後，「人在貶途」的蘇軾途經江寧，王安石「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兩人一同遊山玩水，流連燕語，相得甚歡，成就了一段佳話。
其實說起來，蘇軾才是王安石所說的「異路」之人，曾因反對新法，身陷「文字獄」，差點因此丟掉性命。而呂惠卿曾是王安石的最佳拍檔，為新法做出了諸多貢獻，人稱「護法善神」。
為何王安石對蘇軾騎驢相迎，而對呂惠卿拒之門外？
從他們的信中，我們不難看出，兩人之間應該存在著比較深的嫌隙，才導致曾經的「親密戰友」甚至都比不上「敵人」受歡迎。
王安石變法之時，呂惠卿是他最忠實的夥伴和最堅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曾說：「法之初行，議論紛紛，獨惠卿與布（曾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 在信中也說：「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對此，王安石是心懷感激的。
呂惠卿是嘉佑二年進士，這一榜號稱「千古科舉第一榜」，榜上有蘇軾、蘇轍、曾鞏、程顥、張載、王韶、章惇、曾布等人，可謂是群星璀璨，光耀整個大宋。
呂惠卿能夠名列此榜，自然不是俗物。主考官歐陽修就對其非常賞識，曾寫信向王安石推薦：「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王、呂兩人結識正是緣於歐陽修的介紹。
兩人初見交心，引為知己。《宋史》說兩人「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呂惠卿自己也說：「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意思是說他們倆是一對志同道合的好基友。
在王安石眼中，呂惠卿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夠學以致用，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薦了這個人才：「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
呂惠卿對王安石更是佩服地五體投地，四處對人說：「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讀外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
兩人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王安石和呂惠卿交惡的原因，歷來也是眾說紛紜。因為立場問題，一些史料更樂意把他們的矛盾歸結為私人恩怨，看成是一出大佬和細佬之間互相爭權，相互傾軌的戲碼。如蘇轍在《乞誅竄呂惠卿狀》中說：
「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
以蘇轍的人品，當然不是造謠之人。不過小蘇當時是諫官，有「風聞奏事」之權。（宋仁宗「發明」了這個「風聞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說諫官可以根據道聽途說來參奏大臣。）二蘇可謂是新法的「受害者」，自然不會浪費時間幫他們去求證。不過此事後來被有心人利用，比如北宋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中說：
「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平日荊公移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荊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荊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並中荊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荊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荊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荊公。公不辭，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嗚呼！荊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
邵氏的記載很詳細，不過可信度不高。不過此事後來被《宋史》採信，列入王安石本傳：「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呂惠卿因此被稱為忘恩負義的反骨仔。
《宋史》中關於王安石的資料主要來自《邵氏聞見錄》，而邵伯溫其人是最堅定的保守派，對於新法和變法人士幾乎沒有好話，甚至製造了大量謊言來攻擊和誹謗新法。如「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闕」就如小說家之言。
熙寧七年（1074年），鄭俠上《流民圖》，此事引發了一連串的化學反應。一是宋神宗對新法的態度產生了動搖，反對派因此抬頭，新法的形勢一片緊張。二是王安石被迫罷相，呂惠卿雖然積極發動台諫為王安石造勢，但在壓力面前，宋神宗還是選擇對舊党進行妥協，老王只能做個背鍋俠。
呂惠卿上台後，借鄭俠案打擊反對派，重新穩定變法形勢，堅定了宋神宗的態度。可以說，呂惠卿為老王的復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以王安石還朝後，宋神宗對他說：「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又說：「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把這一切歸功於呂惠卿。
王安國雖是老王的親弟弟，但是他並不支持新法，反而和一些舊黨走的比較近。鄭俠上《流民圖》時，他不僅不阻止，反而大聲叫好。所以王安國之事只能說是殃及池魚，不能全然說是呂惠卿挾公器而報私仇，至少他確實和鄭俠有所牽連。至於王安國之死，更和呂惠卿沒有半毛錢關係，所以王安石復相之後，也沒對此事有什麼說法。
李士寧案起於有人告發餘姚縣主薄李逢謀反一案，雖然此事和王安石無關，但李士寧曾為其座上客，而且事關謀反，王安石也不得不上書請罪。《邵氏聞見錄》所說的呂惠卿「意欲並中荊公」之言，則是個人的揣測之語，並無實際根據。
有點腦子都知道，扳倒王安石對呂惠卿沒有半點好處。王安石是變法的精神支柱，如果他陷進謀反案了，反對派自可拿來大做文章，新法根本就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除非呂惠卿「棄暗投明」投靠舊黨。而且王安石復相之後，兩人關係依然密切，也說明了此事不大可能。
對此，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認為邵伯溫的說法不可靠：「皆雲呂惠卿起李逢獄，捕李士寧以撼安石,考日期，似不然，今不取。司馬光《紀聞》亦載李士寧事，獨不雲惠卿欲以撼安石也。」
可見，王安石和呂惠卿的矛盾並不是源於上述之事。他們兩人的矛盾是發生在王安石復相之後，兩人因在政見和學術等方面產生分歧，從而漸行漸遠。但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呂惠卿，都認為他們的矛盾都是因為國事，並非出於私情。如王安石在信中所言：「與公同心，以致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
一是王安石首度罷相之後，呂惠卿曾推行手實法和給田募差役法，但王安石不支持這兩項新法，復相之後，都予以廢除。而呂惠卿對於王安石「欲添鹽鈔而廢交子,罷河北運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表示不贊同。
二是在用人方面，兩人都覺得對方用人有問題，一方覺得對方用人唯親，另一方覺得對方所用非人。例如呂惠卿欲重用曾旼，而王安石厭惡曾旼，不予重用。又如練亨甫，呂惠卿認為是「小人」，曾對他們兄弟進行陷害，但王安石卻有不同意見。
三是王安石對呂惠卿編撰的《三經新義》的一些內容不滿意，因此爆發了正面衝突，兩人的矛盾也因此表面化。《三經新義》是新法的重要理論工具，此事也可以說是兩人政見不同的表現。
這些分歧也導致兩人無法再好好共事，呂惠卿因此多次向皇帝打報告，請求辭職，不過宋神宗多次婉拒，後來因為華亭「借錢買田」一事被罷參知政事「守本官，知陳州」。此事有說乃王雱所為。
不過大佬不合，下面人就開始站隊，這是經常之事。呂惠卿被貶之後，有的人以為他失勢，便落井下石，欲置之於死地。比如練亨甫、鄧綸等人，其中練亨甫被認為是王雱的人，所以呂惠卿以為此事乃王安石所為，便上書跟皇帝投訴，指責老王和台諫勾結，並說老王「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訴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犯命矯令，罔上要君。」
這話說的比較狠，宋神宗心裡也犯嘀咕，因此向王安石求證。老王心中委屈，我可沒幹過這事啊。回家後，問了兒子王雱才知道真相。「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此事雖沒給王安石帶來實際傷害，但也讓宋神宗起了猜忌之心。
此事也標誌著兩人正式決裂。而不久後，王雱病死，王安石心灰意冷，力請去職。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後來呂惠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所以專門寫信道歉求和，王安石回信謝之，所以才有開頭的元豐五年之事。
在信中，呂惠卿道歉之情溢於言表，他回顧了兩人往日的友情，信中還引用了一個禪門的典故「關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辭亦已」，藉此說明當年並非有意，而是誤傷。王安石表示理解「考實論情，則公宜昭其如此。」
雖然當時，兩人並沒有馬上握手言好，而且一直到王安石去世，兩人也沒有見面，但是兩人曾多次書信往來。元豐六年，王安石有一封《再答呂吉甫書》，從信中可以看到兩人聊得還是蠻開心的，還互贈禮物。
晚年王安石還有一封《與呂參政書》，內有「承累幅勤勤，為禮過當，非敢望於故人也」之語，可見二人來信頗勤，已經捐棄前嫌，重歸於好了。
這一對曾經的大宋「好基友」，也發展成了「好筆友」。
宇文成都進關帝廟，見周倉像握大刀，他一碰供桌，周倉落刀就劈他
《興唐傳》中，伍雲召在南陽造反，楊廣派韓擒虎、麻叔謀去征討，韓擒虎想把伍雲召放走，可伍雲召想等伍天錫來了再走，伍天錫一直不來，為了假戲真做，韓擒虎只好再搬救兵，宇文成都和尚師徒就來了。伍雲召突圍，宇文成都和尚師徒追中途遇上周倉攔截，二人嚇跑，伍雲召脫身。跑了一段，宇文成都懷疑有人扮周倉，便又回來，到村中關帝廟去查看。
尚師徒也想放走伍雲召，他堅持說是周倉顯靈，讓宇文成都不要查了。宇文成都被伍雲召砸了一槍，又被周倉嚇跑，太沒面子了，堅持要查。尚師徒沒辦法，只好陪他進了朱家莊。一問，村裡沒人扮周倉，伍雲召也沒去過。不過村裡有個關帝廟，廟裡有個周倉像。
宇文成都和尚師徒進了關帝廟，一看供台上有關公像左邊是關平像，右邊是周倉像。宇文成都不小心碰了一下供桌，麻煩來了。他這一碰，震動了泥像，泥旬上的手指是剛粘上去的，一震動就掉了。手指一掉，周倉手裡的青龍偃月刀就落了下來，直接劈向宇文成都腦袋。尚師徒一看，急忙大喊：「周倉顯聖了，快躲開！」
宇文成都急忙閃身，躲過了大刀。大刀落地，宇文成都一看，地上有個泥手指。他對尚師徒說，就是有人假扮周倉，回去調兵馬進村搜查！尚師徒沒辦法，只好跟他回營。沒等宇文成都來搜，朱家莊的朱燦就造反了，假扮周倉的就是他。
Tuesday, April 18, 2023
敘利亞發現一本古書，作者是一位中國旅行家，比馬可波羅還要偉大
提起第一位來到中國的歐洲旅行家，很多人都會想起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根據《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載，這位義大利人於公元1275年抵達中國，並且在元大都居住了很長時間。可是如果說起第一位抵達歐洲的中國旅行家，那麼讀者們會想起誰呢？而本文將為大家介紹第一位抵達歐洲的中國旅行家——列班·掃馬。
影視作品中的馬可波羅
介紹列班掃馬之前，筆者要先講一下十九世紀末期發生於敘利亞的一個故事。在公元1887年的3月，一位名叫所羅門的占星術士來到了敘利亞的哈馬城，此時的所羅門已經窮困潦倒，他借住在一位當地土耳其景教徒的家中，可是讓所羅門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年輕的土耳其人居然收藏了一本古代的書籍，這本書是用敘利亞文寫成的，年代已經非常久遠。
於是求知慾旺盛的所羅門便借走這本書進行閱讀，在閱讀這本古書的時候，所羅門發現這本古書反覆在提起一個出生於元大都的中國人的名字，而這個人就是列班掃馬。這本古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摘抄了列班掃馬所寫的《掃馬西行記》，書中介紹了列班掃馬在旅行期間的所見所聞，是一本可以媲美《馬可波羅遊記》的古籍。
元大都遺址
公元1220年，列班掃馬出生於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元大都，此時距離馬可波羅抵達元大都還有五十多年。列班掃馬的父親昔班是一位信奉景教的畏兀兒富商，大約在1275年，已經五十歲的列班掃馬決定和同伴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在得到忽必烈的允許後，列班掃馬便踏上了自己的旅行之路。他從元大都一路向西，穿過無數的高山和沙漠，經過四年多的長途跋涉，列班掃馬抵達了伊兒汗國的國都蔑剌哈，並且受到了伊兒汗國王室成員的接待。
可是當列班掃馬準備繼續西行的時候，卻被告知耶路撒冷已經被伊兒汗國的敵人馬穆魯克王朝佔領，如果列班掃馬這個時候繼續西行，他的生命將會受到威脅。於是列班掃馬便決定現在伊兒汗國居住一段時間，等到局勢好轉的時候再前往耶路撒冷，在伊兒汗國居住的那時間，列班掃馬遊覽了伊兒汗國的各大城市和古迹，並且拜訪了當地的景教徒。
伊兒汗國的王室成員
到了公元1287年，伊兒汗國的大汗阿魯渾為了聯合歐洲人一起抵抗馬穆魯克王朝，便讓列班掃馬以伊兒汗國使者的名義前往歐洲進行訪問，列班掃馬的這次訪問，使他成為目前已知的第一個抵達歐洲的中國旅行家。列班掃馬抵達歐洲後，受到了東羅馬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愛德華三世的隆重接待，這些君主口頭上也表示支持阿魯渾組建所謂的反馬穆魯克聯盟。
列班掃馬在完成阿魯渾交給他的任務後，便返回了伊兒汗國，而他的晚年也一直是在巴格達度過的，直到公元1294年去世。在巴格達居住的那段時間，列班掃馬用波斯文寫下了《掃馬西行記》，在書中記載了自己旅行的所見所聞，可是這本書的原書卻沒有保存下來，因為在戰亂頻發的巴格達，沒有人會在乎一本書籍的命運。
阿魯渾讓列班掃馬轉交給歐洲人的國書
直到1887年，《掃馬西行記》的摘抄本才在敘利亞發現，發現此書的所羅門後來將這本書的複製版交給了一位名叫拜占的神甫，拜占則對此書的幾處錯誤進行了校正。到了1895年，拜占將這本書在巴黎出版，《掃馬西行記》的重見天日直接轟動了歐洲學術界，因為列班掃馬前往歐洲和馬可波羅抵達中國的時間接近，這本書對研究當時歐洲的歷史和風俗十分重要。
曾有學者認為，作為第一位抵達歐洲的中國旅行家，列班掃馬要比馬可波羅更加偉大。因為《掃馬西行記》中的故事都是列班掃馬親自經歷過的，而《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至今仍是個迷，甚至有許多歐洲學者認為馬可波羅根本沒有抵達過中國，而且無論是伊朗還是歐洲的史書，都曾記載過列班掃馬的存在，而中國史書中對馬可波羅的記載則寥寥無幾。
南宋這個低調儒將為何令敵軍聞風喪膽？史家：堪比岳飛郭子儀
我們常說「北宋無將，南宋無相」，言外之意就是北宋出名相，南宋出名將。這話雖然絕對，但也不無道理。今天我們要說的，就是南宋的一位名將。
提起南宋的名將，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岳飛、韓世忠，這兩人是南宋最有名的抗金大將，並稱「韓岳」，一生戰功無數，為保衛南宋朝廷立下了赫赫功績。
抗金名將岳飛
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名叫劉錡，是和岳飛、韓世忠同朝的南宋抗金名將，此人文武雙全，是位比較低調的儒將，所以知名度遠不如岳飛、韓世忠，甚至有人說他「有雅量、無英概」（南宋另一名將吳璘），但論率兵作戰才能，卻與「韓岳」不相上下——
清朝史學大家蔡東藩評價他和岳飛「忠勇相似」；
南宋史官章穎從「然後可傳於百世，庶幾聳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之氣」的角度，撰寫《皇宋中興四將傳》，以他為首，岳飛次之；
南宋名臣、文學家范成大更是稱其「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虜驚郭令（郭子儀）之來。」讚譽其為謝安、郭子儀再生。
抗金名將韓世忠
南宋的死敵金朝官兵更是對他聞風喪膽，「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閑無如此戰（順昌大捷），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宋史》）。金主完顏亮南侵時，下令有敢提劉錡姓名的，罪不饒恕。每次南犯，曆數宋朝諸將，詢問有誰敢於抵擋，部下都隨著姓名響亮回答，唯獨提到劉錡時，沒人敢於答應。
南宋朝廷評定 「中興十三處戰功」，他參與四戰，獨佔兩功。
劉錡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1．能文能武英才顯，年少從軍揚威名
劉錡是甘肅人，生於官宦之家，父親劉仲武是滬川節度使。因為家庭條件優越，劉錡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天資聰穎，有悟性，既愛讀書，又喜歡習武，特別善於射箭，史載其「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宋史》），從小就跟隨父親出於軍營，本領日益長進。
劉錡十幾歲的時候，有一次他在軍營中騎馬，遠遠看到計時用的水斛水滿溢了出來，他彎弓搭箭，一箭射穿水斛的計水線，一旁的士兵拔出箭後，水流如注。他緊接著又一箭射過去，正好堵住原來的箭孔，圍觀者無不讚歎其射技精湛。
劉錡大敗金軍
北宋徽宗年間，剛剛20出頭的劉錡經高俅推薦，被朝廷任命為閣門祗候。宋高宗建立南宋後，聽說了劉錡的事迹，就召見了他，劉錡侃侃而談，宋高宗大為驚奇，馬上封他為閣門宣贊舍人，派其到岷州，任隴右都護，鎮守隴右。
當時，西夏人經常侵擾隴右，隴右每次都親自率兵，英勇反擊，屢戰屢勝，經過幾年的較量，嚇得西夏人一看到劉錡，就聞風而逃。當時，西夏人都害怕劉錡，連嚇唬哭啼的小孩子都說：「別哭了，劉都護來了！」
劉錡的威名不脛而走，名臣張浚巡視時，特意召見了他，對他的才能大為嘆服，授其為涇原路經略使兼知渭州。公元1130年，金軍彙集10多萬重兵發動富平之戰，入侵陝西，主帥張浚安排五路大軍迎敵。
劉錡率領的涇原路軍，英勇抗擊金軍主力——兀朮率領的左翼軍，並將其包圍，斬殺金兵無數，並重傷金軍大將韓常。但由於主帥張浚輕敵，指揮不當，宋軍五路大軍各自為戰，環慶經略使趙哲棄軍先逃，導致宋軍全線潰敗。劉錡率領的涇原路軍也成為此戰唯一的亮點。
宋高宗趙構
不久，趙哲部屬慕容洧叛金，攻打環州，張浚命劉錡前去救援。金軍藉機攻渭州，劉錡得知後，留下部將李彥琪抵禦慕容洧，自己率軍回救渭州，但為時已晚，只好撤至德順軍。李彥琪叛逃降金，劉錡因此被貶為知綿州兼任沿邊安撫使。
1133年，劉錡復職，任宣撫司統制。第二年，金軍入侵仙人關，劉錡奉令馳援，與吳玠會師合力抗擊，大敗金軍。使者回到朝廷，宋高宗得知劉錡戰績，詔令其到臨安府朝見。鑒於劉錡的才能和威名，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川陝宣撫使王似等將臣，都以邊關用人等理由，想留住劉錡。高宗連下三道旨令，才不得不放劉錡回朝。
劉錡回朝後，馬上被任為帶御器械、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等職，從此一直跟隨在高宗身邊，頗受信任和重用。
1136年，高宗又命劉錡掌管親軍。高宗親征偽齊，又任劉錡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次年，宋將解潛和王彥互相爭鬥，高宗同時解除二人兵權，全部交由劉錡指揮。王彥所部原來都是太行山的抗金義軍組成，臉上都刻有「赤心服國，誓殺金賊」八字，號稱「八字軍」， 劉錡將部隊改編後，就用「八字軍」命名這支部隊。從此，「八字軍」就成了劉錡率領的抗金主力。
西夏侵擾南宋
2．順昌大捷少勝多，一戰成名振天下
在南宋的抗金史上，順昌大捷是南宋初年最重要的戰役之一，也是金軍南侵以來遭到的最重大的慘敗之一，指揮這場戰役的，就是劉錡。
公元1140年，剛簽訂宋金和約不到一年的金朝，撕毀合約，金將兀朮親率將兵10萬南侵。當時，剛被任命為東京副留守的劉錡，正率領他的2萬「八字軍」前往東京，走到順昌時得知金兵入侵的消息，隨行將士紛紛提出返回江南。
劉錡知道順昌是金兵南下的必經之路，決定率兵阻擊金軍，於是傳令眾將士：誓守順昌，阻擊金軍，敢言撤者立斬！
當時，劉錡雖有「八字軍」2萬人，但真正能作戰的只有5000多人，面對10萬金兵，敵眾我寡，手下將士信心不足。為此，劉錡做了精心部署。
一是做好戰前動員。他帶頭將自己的隨行家屬安置在一座寺廟中，門口堆滿柴草，告訴將士，一旦城破就放火燒死家屬，寧死也不當俘虜。又下令將所有船隻全部鑿沉，自斷退路，以示決心。
劉錡接手改編前的「八字軍」屢嘗敗績，聲名不佳。為激發鬥志，他親自動員大家說：「以前大家看不起我們，今天就是我們殺敵揚威的時候！」
全軍上下深受鼓舞，「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宋史》）
金兀朮
二是做好防禦部署。將城外的百姓遷到城內，拆毀房屋，使金兵無處居住。將拆下的門窗擋在城上，做成防護器具。發動將士和順昌百姓加固城牆，構築防禦工事，在城牆額外設置擋護板牆，從中間開洞，既能躲避金軍流箭，又能對外射擊。
針對金軍遠道來襲，人馬需要大量飲水的特點，又提前在潁河及周邊水草地帶撒下大量毒藥。又製作了長柄鐵斧和長桿槍，專門對付金軍看家裝備「鐵浮圖」和「拐子馬」。
三是靈活採取機動戰術。提前在城外設下伏兵，金軍前鋒剛抵城外，出其不意擒獲兩名軍官，獲知金將韓常率軍駐紮於30里外的白龍渦後，夜襲其營，殺敵眾多。
金兵形象圖
幾天後，金軍3萬多人渡河逼近城下，劉錡又使用「空城計」，大開城門，金軍不知虛實，不敢進攻。趁其猶豫之際，劉錡一聲令下，萬箭齊發，金軍紛紛潰退，掉入河中溺死者無數。金軍撤退後，劉錡又派500精兵夜間偷襲，不但斬殺大量金軍，還使敵軍無法休息，慌亂後退15里。劉錡又加派精兵100人乘勝追擊，每人帶一隻竹哨，以哨為號，百哨齊鳴，金軍分不清虛實，暈頭轉向，陣營大亂。
金軍主將兀朮得知前鋒潰敗，親率精兵主力10餘萬上陣。劉錡安排兩名士兵隨同出征，假裝落馬被擒，告訴兀朮說，劉錡是個只知貪圖享樂的花花公子，此前是因為兩國和好，朝廷才派他來東京做個安逸的閑差。
兀朮大喜說：「我用靴子尖就能踢破城！」下令放棄戰車等重型武裝，輕裝前進，很快逼近城下。兀朮親率精兵，分東西兩路攻城。時值炎熱夏天，為消耗金軍精力，早晨天氣涼爽時，金兵攻城，劉錡下令採取防守戰略；午後天氣炎熱時，派少數人在西門佯攻，然後派5000精兵從南門潛出，突襲金軍側翼，金軍大敗。
金兵「鐵浮圖」
兀朮不甘心失敗，派出「鐵浮圖」和「拐子馬」，宋軍早有防備，以長柄利斧砍金軍的盔甲和馬腿，以長桿槍刺殺金兵座騎，金軍被殺得人仰馬翻。
一連數日，金軍人困馬乏，加之人馬飲用了有毒的河水和水草，死傷大半，兩周後兀朮落敗而逃。
面對超過自己20倍的金軍，劉錡採取先發制敵、突襲戰、夜襲戰、間諜戰、心理戰等靈活戰術，大敗金軍，有力地策應了吳璘、岳飛、韓世忠等宋軍在東、西兩翼及西京地區的作戰，從而全線抑制了金軍的攻勢，對宋軍抗金的戰局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南宋抗金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此戰被朝廷列入「中興十三戰功」之一，劉錡也因此戰威震天下。
出使金朝的南宋名臣洪皓，歸國後向高宗奏報金人的反應說：「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宋史》）——當時，順昌之戰，嚇得金朝把燕京的值錢物品都轉移走了，想把燕南之地全部放棄。
金兵「拐子馬」
3．同僚妒忌罷兵權，執政地方功績豐
順昌大捷令劉錡威震天下，更令金軍對劉錡的「八字軍」望風喪膽。1141年，金兀朮再次率大軍南侵江淮，很快攻佔壽春府，宋廷再命劉錡率軍迎戰，在柘皋與十萬金軍相遇。此戰由南宋大將張俊指揮，名將楊沂中、王德等共同參與。
劉錡率軍出擊，再次用長柄斧和長桿槍大破金軍「鐵浮圖」和「拐子馬」，剛一交戰，金兵們就驚呼「此順昌旗幟也」，嚇得不戰而潰，紛紛北逃。
看到金軍敗退，主將張俊十分妒忌劉錡，為了爭功，就下令劉錡先行退兵，想和自己的老部下楊沂中率兵收拾殘局，爭功顯威。
宋金之戰
但情報有誤，金兵敗退途中，又去攻打濠州。由於輕敵，沒有防備，楊沂中被金軍伏軍偷襲大敗，只好又令劉錡返回援，但為時已晚，楊沂中、王德等潰不成軍，死傷多半，紛紛渡江南逃，戰局已不可挽回。劉錡卻鎮定自若，奏請准許後，才根據指令，有序撤回。「乃安部位，整旌旗，最後徐行」。（《宋史》）
張俊、楊沂中為此更加妒忌懷恨劉錡，回朝後，不但不給大敗金軍的劉錡請功，反而聯合奸臣秦檜，誣告劉錡作戰不力，解除了劉錡的兵權，改任劉錡為荊南府知府。
劉錡到任後，政清紀明，執政有方，當地百姓安居樂業。後來，參政知事魏良臣奏請朝廷，又任劉錡為潭州知府，加太尉。
宋高宗劇照
轄區內有一黃潭，以前當地官吏曾經掘開潭水與長江相連，以抵禦叛軍，導致每年夏秋兩季河水泛濫，荊、衡之間都受到水災。劉錡組織人員堵塞缺口，開闢肥沃田地數千畝，安置流民幾千戶。
有一年，當地遇到百年不遇的蝗災，劉錡和當地軍民齊心協力，滅蝗驅災，保護農田不受損失。後來，當地百姓奉其為「蟲王」， 每年農曆正月十三日劉錡生日這一天，官府和百姓都舉行祭祀、迎神活動，表達對劉錡本人的紀念和對來年豐收的期盼。
4．壯士暮年再上陣，功敗垂成悲憤亡
1161年，金主完顏亮率軍50萬再次來侵。此時，抗金老將多已去世，朝廷再次起用劉錡率兵主戰，任命王權為副使。此時的劉錡已經63歲，重病在身。聽說金兵殺到，他一躍而起，披掛上陣，在皂角林與金軍展開激戰。他帶頭殺入敵營，率兵斬殺金軍主將高景山，金軍損失主將，大敗而退。皂角林之戰是完顏亮南犯以來遭遇的首次失利惡戰。
劉錡回營後，病勢更重。當金軍再次反攻時，劉錡口吐鮮血，已不能上馬殺敵。此時王權臨陣脫逃，高宗只好下令劉錡退守江南瓜洲渡。病情加重的劉錡被抬回鎮江，安排其侄劉汜率兵1500人堅守瓜洲渡，但劉汜寡不敵眾，瓜洲渡很快失守。
海陵王完顏亮
此時，前來慰軍的中書舍人虞允文在採石大敗金軍後，趕來救援，才及時阻擊住南下金軍，化解了危機。病中的劉錡握著虞允文的手說：「朝廷養兵30年，我卻無能為力，而讓一介書生為國家建功，我輩慚愧至極啊！」
回朝之後，劉錡辭去軍職，朝廷讓他管理萬壽觀，借住在都亭驛館養病。不久，金朝使者前來議和，留守湯思退清理驛館接待金使，派人勸劉錡移居別試院，劉錡搬過去後，發現院內堆滿糞便，臭氣熏天。劉錡悲憤交加，病情加劇，吐血數升而死，時年65歲。
（參考史料：《宋史》《資治通鑒》）
論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以吉田松陰為例
古代日本的幕府時期，即德川幕府，在這個時期的日本，講求人與人之間個體的關係，他們並沒有國家一體的思想和觀念，藩與藩之間雖然都效忠上級將軍，將軍效忠於天皇，但是各藩之間並無交集，將軍之間亦各自為政。
即使是承擔政治責任的武士階級，亦直接效忠於他們的主家，即他們的藩主，並且是絕對的忠誠。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的一句話很好的很好的闡述了當時日本武士與藩，藩與將軍，將軍與天皇的關係，即「食其祿者死其事。」
而他們這種關係開始逐漸瓦解，武士忠誠意識開始演變，發生在幕末時期。幕末時期即德川幕府所統治的最後時期，這個時期是日本歷史上比較動蕩的時期，最主要體現在，他們的思想開始發生一些巨變；
比如說武士的藩意識思想開始逐漸演變成為天下意識，他們對於領主的忠誠逐漸開始潛移默化成為對於天皇的忠誠，（個人認為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也是催化倒幕運動的原因之一）意識的改變是不會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漸變化形成的，這就不得不提及幕末時期對於武士忠誠意識演變十分重要的一個人物——吉田松陰，作為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演變的先驅者和過渡者，在此我們就以吉田松陰為例，對幕末時期武士忠誠意識的演變進行闡述。
一、吉田松陰其人
吉田松陰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生前的許多思想對於推動日本歷史的發展都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其生於長州藩，幼時受家庭影響便有一顆愛國之心，弱冠時曾學儒學，漢學功底深厚，尤其讚賞認同孟子的一些思想，因生活於兵學世家，在加上傑出的才能，在青年時，便成為山鹿流兵學的傳人。
因為深受家庭教育的影響，再加上長州藩藩主毛利氏對其頗為欣賞、厚愛，對藩主效忠報恩的念頭一直紮根在他的思想中。但是幕末時期的日本群狼環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在這樣一種國情之下，愛國護國的思想在吉田松陰的腦海中漸漸的萌生出來，他認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並不可怕，只要大家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便能保家衛國驅逐列強，這便是天下意識開始形成的初期。
二、「藩意識」和「天下意識」
我們知道吉田松陰對自己的藩主毛利氏有著絕對的忠誠，但是當時日本的國情，讓他的思想產生了一些改變，一些「天下意識」在他的腦海中萌生。關於日本幕末維新時期「天下意識」的發展，大致可以細分成為三個層次：第一，對日本的存在的自覺；第二，對日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死存亡、安危利害的關心；第三，為了日本整體的利益進而不惜否定藩的存在。吉田松陰此時發生了第一層意識的覺醒。
嘉永四年（1851年），吉田松陰被准許隨藩主遊學江戶，但是由於手續問題無法拿到通關文書，吉田松陰為了完善自己的思想，為了驗證「天下中的長洲」這一觀點，毅然決定脫藩。最後的結果證明，他的選擇沒有錯，正是因為脫藩遊學，使他的眼界變得開闊，吉田松陰的意識由第一層的對日本存在的自覺演變為了第二層對日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死存亡、安危利害的關心。
於是除了對於藩主的忠誠之外，他還產生了對於天皇的忠誠，而且在他的心中，這兩種忠誠不僅沒有產生矛盾，而且還起到了互相強化的作用，由此而避免的思想上的衝擊和糾結，使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行動的單純和熱情，但也卻因如此而使他的思想不能進一步發展進入第三層。
三、「國體論」思想的形成
安政元年《神奈川條約》的順利簽訂，雖然暫時的穩定了日本的局面，但是只是保一時的風平浪靜。吉田松陰認為，當時日本最根本的問題是激發日本君臣上下的敢死之心，他在安政二年時曾寫道，「可憂者, 人君無效死弗去之志, 臣民無親上死長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憂, 末也, 君子之所憂, 本也。」
由此，他還提出了「國體論，」一度體現了國家一體和對天皇的效忠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強調絕對效忠，並且將此視為日本不會亡國的原因之一，他曾在安政二年說道，「吾邦自有可恃者而存焉。封建之侯伯也, 世祿之將士也。是以其所守之土地, 則祖宗之土地也。其所養之將士, 則祖宗之將士也。其忠義思報豢養之恩, 其敢勇願試練熟之藝, 比之滿清郡縣之吏、調募之卒, 強弱之分, 不啻霄壤, 是所以可恃也。」正因為有世代相傳的武士對主家的效忠，使日本較之被入侵的滿清，有著守住國土的極大優勢，除此之外，吉田松陰還將這種世代追隨主家的武士的忠心類比為對於天皇的忠心，這亦是「國體論」產生的 緣由。
其二，他放棄了儒家的普遍主義原理，認為儒家「良禽擇木而棲」的思想不適合日本特殊的國情，從而轉向了日本的特殊主義。
其三，吉田松陰雖然提倡效忠於天皇，但是他對長州藩卻有著絕對的忠誠，比如說，他不提倡長州藩的武士放棄長州藩去其他的藩效忠，但是他又鼓勵外來者來長州藩效忠，這一點與他的「從一而忠」思想有些矛盾。
其四，他否定了德川幕府統治權的絕對性，認為天皇是聖神正統的存在，全力是不可侵犯的。
其五，尊皇攘夷，認為擁護天皇是攘夷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後來又否定了自己尊皇的思想，這就十分矛盾了。
綜上，關於日本幕末時期武士忠誠度的演變，主要是由對於主家的絕對忠誠，開始變為對於天皇的忠誠，一國萬民的思想開始在日本萌芽發展，並開始逐漸成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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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賢達.日本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構造及其局限性——以幕末日本內憂外患的危機背景為視角[J].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17,24(04):116-119+144.
羅榮桓之子：毛主席對我父親有印象，是在古田會議時期
導讀 羅東進將軍說，毛澤東同志對我父親有印象，是在古田會議的時期。對我父親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
正文>
羅榮桓元帥的最後遺言：我革命這麼多年，選定了一條，就是要跟著毛主席走!(中紅網紅色圖庫)
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鬥爭》的一文中講到了這樣一件事情：湘南暴動後，井岡山會師後，部隊壯大了，人也多了，但是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井岡山這一小塊地方，養不了這麼多的人，有些部隊同志生活困難，要求下山，要求回湖南，要求回去過年。下山的一些部隊突然被民團包圍，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上帶著三營下山去接應這些下山的部隊，並提出：分散突圍，然後到一個地點集合。到了集合地一清查，只少了一個擔架兵。大約兩三個月後，部隊回到井岡山，發現了那個擔架兵，他找不到部隊，自己回到了井岡山。這一次戰爭打得那麼激烈，就少了一個擔架兵，這和過去行軍當中逃亡很多的情況已經有天壤之別了。
毛主席在文中寫的這一段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支部建設在連上發揮了作用，在部隊，黨的思想工作落實了，就有了戰鬥力，就不會被拖垮打爛。即便被打爛了，它一樣還能凝聚起來。這就是支部建立在連上的作用，這就是黨的作用，這就說明了黨指揮槍的作用。
所以，毛主席在《井岡山的鬥爭》這篇文章里專門寫這件事情，說明他印象是非常深的，而帶這支部隊的正是我的父親，三營的黨代表。
父親做基層工作很紮實。他的政治工作才幹在平時的工作中就已經體現了出來。父親也是從這個時候才逐漸認識到黨的工作的重要性。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召集很多基層工作的同志進行座談，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軍隊里有哪些舊軍隊的殘餘，有哪些不適合我們的東西，應當制定一個什麼樣的決議來消除這些東西，建我們真正的人民軍隊。父親寫的內容很詳細，比如，一個擔架，幾個傷病員，平均主義等等。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把它們歸納總結講到，絕對平均主義是不允許的，這是一種錯誤思想等等。在這些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對我父親有了逐漸的了解。
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馮文彬同志在寫回憶的時候講到，當時，他從上海的中央所在地來到蘇區。有一次，正當他和毛澤東在河邊散步的時候，正好我父親從那邊走過。主席對馮文彬說，這個同志是個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領導幹部，對這個同志，可惜我們發現得晚了。
所以，在古田會議上，我父親被選為了前敵委委員。
從我父親革命經歷也能看出來，我們的軍隊之所以能夠建成這樣一支人民的軍隊，能夠不管在任何艱難困苦下，拖不垮打不爛，能夠以劣勢裝備戰勝強大的敵人。
在井岡山，我們幾次打垮了敵人的圍攻。在中央蘇區，我們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在長征途中，拖不垮打不爛。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關鍵的西安事變的時候，我們黨捐棄前嫌，從最廣大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說服張楊釋放蔣介石，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在敵後逐漸建立起根據地，形成了我們最廣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民族統一戰線。
通過艱苦奮鬥，取得抗戰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澤東提出並總結的建軍指導思想。
同時，毛澤東同志把我們黨的思想、黨的奮鬥目標作為了軍隊建設的宗旨，軍隊建設的奮鬥目標，才形成了這樣一支革命隊伍。並在戰鬥中、生活中逐漸豐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其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們現在提出來的不忘初心，就是一切為了人民，要一直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這是我們黨奮鬥的根本宗旨。
來源：紅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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